魯政委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隨著近年來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及國際貿易格局的重構，對全球產業鏈體系造成巨大沖擊，各國政府意識到現有的全球產業鏈分工模式存在較大風險，不斷出臺政策保護產業鏈以應對挑戰。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因此當前產業鏈受到的沖擊很大，前有美國的圍堵，中有法、德、日、韓的搖擺，后有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在新形勢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面臨巨大著的挑戰，中企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風險不斷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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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應對全球產業鏈巨變帶來的挑戰？走出去智庫(CGGT) 刊發興業研究宏觀團隊蔡琦晟、郭于瑋、魯政委《全球產業鏈演化歷程及其啟示》一文的主要內容，供關注全球產業鏈發展的讀者參閱。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在全球生產分工模式初步建立后，一國的工業品生產已并非完全依靠自給自足，而對于國際貿易的依賴也意味著一國的生產存在受外部影響而中斷的風險，產業鏈安全逐步開始成為一國衡量國家利益時需要著重考慮的因素。
2、美國和歐洲受到全球化影響較大的地區呈現出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支持傾向。在政治極化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的政府紛紛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通過加征關稅、重振制造業計劃、產業回流等手段以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3、綠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對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也并非獨立存在，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交織，共同塑造了未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趨勢。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一、全球生產分工模式的初步建立：產業間分工
19世紀早期，隨著蒸汽動力技術的突破，長距離運輸成本得以顯著下降，全球各地區間的貿易量激增，全球化的進程拉開了序幕。貿易成本的下降使得國際間的分工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國際生產分工的形成來源于國家間比較優勢的差異，其核心是一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中具有不同的機會成本。由此，全球生產分工的格局開始顯現。
在全球生產分工模式初步建立后，一國的工業品生產已并非完全依靠自給自足，而對于國際貿易的依賴也意味著一國的生產存在受外部影響而中斷的風險，產業鏈安全逐步開始成為一國衡量國家利益時需要著重考慮的因素。
在二十世紀初英國和德國的大國沖突中，生產安全問題便是沖突發生的重要導火索。出于對美、德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的擔憂，英國采取了一系列遏制競爭對手的措施。譬如，英國曾禁止對美國出口生產設備以及技術工人移民，也曾試圖限制德國的石油、鐵礦石進口。但從結果來看，英國對美國的遏制措施并未成功，其原因如艾利森在《注定一戰》一書中指出的，美國資源充沛且同英國地理距離較遠，英國在西半球沒有任何美國的競爭對手可以作為英國的盟友，英國意識到能夠遏制住美國的可能性較低，而來自鄰近德國的威脅對其則更為緊迫。
對于德國來說，本國有限的資源無法完全支撐其快速增長的工業能力，德國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較為依賴從其他地區進口。來自英國的進口封鎖嚴重威脅到了德國的工業生產，持續施壓的外部環境則進一步降低了德國對未來的貿易預期，最終導致德國選擇發動戰爭，通過吞并其他國家以獲得所需的原材料。
從全球生產分工初步建立的歷程來看，技術進步和競爭優勢是影響這一時期全球生產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突破令國家間的生產分工變得有利可圖，對貿易利得的追逐則促進了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同時，國際分工模式帶來的貿易依賴也使得產業安全開始成為國家之間沖突的重要起源。
二、全球生產分工的深化：產業內分工
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對全球貿易的破壞后，全球化的進程在戰后逐步重啟。20世紀50年代，美國開始將紡織、鋼鐵等傳統制造業向日本和聯邦德國轉移。
受益于美國的扶持，日本和德國在戰后迅速完成了工業化發展，而隨后也走上對內產業重組、對外產業轉移的道路。囿于日本國內勞動力成本以及進口資源價格的上漲，日本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在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后，日本從國外大量進口資源和能源并對外出口機械設備的“貿易立國”模式遭遇阻力。石油危機造成的資源匱乏沖擊和由此所激發出的濃重安全危機，迫使日本政府開啟了“技術立國”的戰略，通過加大對研發創新的投入，致力于計算機、電子、光學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日本電子產品行業的就業占比在70年代中后期增長迅速，并于80年代成為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制造業行業。在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日本也相繼將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重化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向東亞其他地區轉移，進而開啟了戰后第二輪國際產業轉移浪潮。
東亞地區是戰后第二輪產業轉移主要發生的地區。“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通過進口替代策略初步奠定了輕工基礎。憑借人力成本和區位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建立起競爭優勢后，“亞洲四小龍”紛紛轉向出口導向政策。此后通過輕工業的出口積累以及承接來自日本的鋼鐵、石化、運輸設備等產業，“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建立起了部分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產業優勢，并開始逐步將服裝紡織工業向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國家轉移。
上述東亞地區的跨國分工和產業轉移模式被學術界稱為“雁行模式”。東亞的“雁行模式”以日本為雁頭、“亞洲四小龍”為雁身、東盟國家為雁尾，依次形成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梯次產業分工體系。“雁行模式”對驅動東亞各國在二戰后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發達國家高級工業品和發展中國家低檔工業品之間的貿易、發達國家之間差異化工業品的貿易成為這一時期國際貿易的主要形態，產業內分工逐步替代產業間分工成為全球產業分工的主導模式。
三、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產品內分工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通訊技術使得企業能夠便捷地遠距離發布指令、協調生產環節，從而降低了生產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離的運作成本。為了實現對全球資源的充分利用，企業將產品生產中的不同工序和流程分散在不同地區，跨境生產迅速發展，國際分工由產業層面深入到產品工序層面，產品內分工成為主導全球貿易分工的主要模式。生產全球化的模式促進了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全球貿易在20世紀90年代后經歷了高速增長的時期，2015年的全球出口總額較1988年增長了19倍。
跨國公司為獲得競爭優勢，在全球范圍尋求最優資源配置的生產策略是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跨國公司依據全球不同地區的稟賦優勢，將不同的生產工序在最佳的地點組織生產。雖然生產的全球布局提高了跨國企業的生產效率，但生產的碎片化也引致了額外的成本。
總體來看，當跨國公司分散生產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大于風險成本和協調成本時，跨國公司就會選擇更多地將生產工序進行全球化生產，使得全球生產分工模式向產品內部進一步細化。
在本輪生產全球化的浪潮中，低成本勞動力規模空前龐大的中國，躍升為全球貿易和生產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在效率因素對全球產業鏈分布的驅動下，中國迅速成為全球制造業的重要中心。從全球增加值供給網絡來看，中國從2000年的全球生產網絡的邊緣國家，在2014年成為了亞洲多數國家的主要中間品來源國，以中國為軸心的亞洲生產網絡已經顯現。當前全球生產和貿易格局呈現出以美國、德國、中國為核心節點的“北美-歐洲-亞洲”三足鼎立格局。
雖然生產全球化的分工體系為全球帶來了一段宏觀上高增長、低通脹、超長景氣的“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時期，但矛盾卻開始在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積累。
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產品內的分工模式使原先不具備生產完整產品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參與全球分工體系。發展中國家僅需要專注掌握生產工序中的某一環節，也可以在產業鏈中獲取相應的收益。但在這一分工模式下，發展中國家承接的生產環節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所安排的，發達國家往往將設計、研發、銷售等高附加值環節保留在手中，產品的主要利潤依然被發達國家所攫取。利潤和技術積累的缺失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進行產業鏈升級，且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環節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不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又進一步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利潤空間，最終造成了“低端鎖定”的問題。
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說，則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產品內分工模式下發達國家進一步擴大對外產業轉移的力度，國內僅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制造業占比不斷下降。服務于高附加值環節的知識型勞動者和跨國公司的投資者都在全球化中取得了可觀的投資回報。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去工業化的進程造成非技術勞動者的收入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加激化了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的矛盾，民眾將問題的矛頭指向了全球化的生產分工模式。對全球化的反對引發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極化，美國和歐洲受到全球化影響較大的地區呈現出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支持傾向。在政治極化的影響下，發達國家的政府紛紛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通過加征關稅、重振制造業計劃、產業回流等手段以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隨著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日益凸顯，全球生產網絡在金融危機后陷入停滯。中間品貿易占比和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在2008年的峰值后逐步下降。而近年來，大國競爭格局和新冠疫情的爆發則重新突出了安全因素對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影響。
近年中美摩擦、俄烏沖突和新冠疫情提高了全球經濟中的政治風險和災害風險，各個國家和跨國公司開始重新審視安全問題在生產布局決策中的重要性。為應對加劇的不確定性風險，跨國企業開始更加注重供應鏈條的可替代性，以降低斷鏈帶來的生產停擺風險。根據對德國企業的調查，接近半數的德國制造業企業表示將在近期加強供應商的多樣化。因此，外部風險的上升使跨國企業從原先以效率優先的產業鏈布局邏輯轉變為兼顧效率和安全的邏輯。
四、全球產業鏈演化的影響因素
基于上述對全球產業鏈演化歷程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取決于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本文將影響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因素歸納為以下三種力量：技術演進、競爭優勢和風險環境。在全球產業鏈發展的不同時期，這三股力量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作用強弱，共同塑造了全球產業鏈格局。
（一）技術演進是全球產業鏈發展的基礎。蒸汽技術的突破拉開了全球生產分工的序幕，此后歷次工業革命都推動了全球產業格局的轉變和生產分工形式的深化。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環節間的運輸和協調成本不斷降低，顯著地改變了產業鏈上的生產組織方式，生產分工得以在空間和工序上實現分散，令企業能夠更大程度地利用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帶來的收益。
從歷史經驗來看，國家實現產業鏈地位躍升往往伴隨著科技重心的轉變。美國對英國的趕超正是得益于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鋼鐵、石化、電氣工業的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石油資源重要性的提升也助推了擁有更豐富資源的美、德在重工業的發展上超越了英國。此外，電子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時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基礎上，通過大力投入研發創新，掌握了電子信息產業鏈中部分環節的核心技術，從而實現了向高附加值的產業鏈上游攀升。
展望當今科技發展方向，數字化和綠色化將深刻地改變全球產業鏈的要素稟賦格局。數字化進程對產業鏈的影響同上一輪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對產業鏈的影響較為相似，但其影響程度將進一步深化。數字化生產將深度融合產業鏈中的生產和服務，進一步模糊產業鏈上下游的邊界，并更加強調生產中知識、數據等數字要素的重要性。生產技術的綠色化則可能為全球產業鏈格局帶來更為顯著的要素結構變化。當前國際社會對全球氣候問題給予了空前的關注，實現生產綠色轉型是應對氣候危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產業鏈綠色化以能源轉型為前提和基礎，清潔能源主導地位的確立將改變現有的以石化能源為主的全球能源出口格局。能源轉型也開辟了新的產業發展空間，新能源產業蓬勃發展。此外，低碳轉型對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制造了額外的發展約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要素成本優勢。綠色發展級差將重塑國家間的要素稟賦結構差異。
（二）企業對競爭優勢的追逐是全球產業鏈演化的動力。技術的進步使全球化分工成為了可能，而國家和企業對競爭優勢的追逐則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分工結構的發展和變化。為了實現對全球資源的充分利用， 工業國從農業國攫取原材料的動機催生了早期全球貿易的垂直分工形態。戰后不同國家之間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則推動了國家間的產業梯度轉移。為了實現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實現更為充分的利用，跨國公司以工序為單位進行的跨境生產布局塑造了全球生產網絡。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和細化的背后是國家和企業以提高生產效率為目的的生產決策。企業在技術條件的允許下盡可能大范圍地整合和利用資源以實現效率提升，是企業追逐競爭優勢的內在要求。因此，在全球分工發展的任何一個時期，企業追逐競爭優勢的動機都是塑造全球產業鏈格局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風險的上升則會驅動產業鏈布局更加注重對安全因素的考量。歷史上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一般是在國際局勢較為穩定、國際經貿規則運行順暢的階段。此時，安全因素對全球產業鏈格局的影響作用逐漸淡化，對生產效率的追逐是塑造產業鏈形態的主要動因。而當外部風險上升時，產業鏈的脆弱性問題逐漸暴露，安全因素在產業鏈格局中的地位便逐漸凸顯。譬如20世紀初，歐洲大國間的利益爭使貿易中斷的風險加劇，工業生產對原材料貿易的依賴則增加了貿易中斷的潛在損失。對生產安全的擔憂是引發德國對外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近年來，由大國之間的經貿摩擦而導致的產業鏈脫鉤風險不斷上升，而新冠疫情的爆發也使企業意識到加強供應鏈應對突發災害能力的重要性。當前不確定性加劇的全球環境提高了經濟安全在產業鏈布局中的重要性，驅使企業的產業鏈布局在安全和效率的權衡中做出新的調整。
五、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要趨勢
綜上分析，本文提出技術演進、競爭優勢和風險環境是三股驅動全球產業鏈結構演化的主要力量，這三股力量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作用強弱共同影響了全球生產分工格局。
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這三股力量則分別對應著綠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這三種影響下一階段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關鍵因素。
新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可能降低跨境生產風險帶來的潛在損失，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國家間對新技術領域的競爭而加劇全球產業鏈面臨的風險環境。因此，綠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對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也并非獨立存在，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交織，共同塑造了未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趨勢。
在兼顧效率和安全的產業鏈布局邏輯下，全球產業鏈會向著多國化、多中心化的方向發展。雖然多國化多中心的產業鏈發展趨勢將使已然成為“世界工廠”的我國面臨一定程度的產業外遷壓力，但中國仍將是未來全球產業多中心之一極，由此為我國中、高端產業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產業鏈多國化的趨勢，也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在多個產業鏈中心設廠，擴大國際合作、實現產業鏈多地備份提供了重要機遇。
全球綠色轉型將通過改變要素稟賦結構進而重塑全球產業格局。產業綠色化或將成為未來我國新型比較優勢的源泉。在全球產業鏈低碳轉型的趨勢下，我國相對其他新興工業國已初步具備綠色先發優勢。而相對歐美發達國家，我國若能抓住綠色產業的發展機遇，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確立領先地位，便能令我國在同發達國家的產業競爭中實現“換道超車”。
產業鏈綠色轉型將成為大國爭奪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重要領域。歐美發達經濟體越來越多地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名義，實施維護自身產業競爭力、打壓競爭對手的政策。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綠色轉型在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已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更替的趨勢，更是各國確立在未來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爭奪全球經貿規則話語權的重要領域，也是我國向產業鏈高端攀升、重塑全球經貿秩序的重大戰略機遇。
來源： 蘭亭智庫中心
